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困境和突围路径——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信息量化标准的反思和重构

刑法对网络安全的保护立场，正由网络运行安全转向网络信息安全。刑事立法更新不断增设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的同时，刑事司法的定量评价体系却未能一体构建，成为网络安全刑法保护的薄弱环节。当前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体系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同时适用错位的“传统法益侵害程度”量化标准和模糊的“数据规模”新型量化标准，无法满足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司法适用的准确性和统一性需求，导致了司法适用的困境。消弭规范和技术之间的差异，以“信息规模”为定量评价核心的基础上，建构信息价值的分层评价模型，并将“组信息”作为基础的数据规模计量单位，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突破网络信息安全犯罪司法定量评价困境的合理路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正式确立的,但《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此制度的具体规定又都是操作层面的。据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并不能得以阐释。而依据我国《刑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则可以从形式逻辑、实质逻辑以及价值理念三个维度予以充分证成。由此可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系《刑法》中的一种刑罚裁量制度,认罪认罚本质上是法定的从宽量刑情节。在定罪层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需自愿承认不法事实系其所为,即构成"认罪",而无需准确评价自身行为的法律性质并准确识别具体罪名;在量刑层面,"认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通过刑法立法的方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制度、坦白制度部分重叠地整合在一起,以避免"概念混同""重复评价"的错误倾向。     

法学研究目标受众选择的大数据分析

文章为谁而写,是法学研究需要解决的基础性命题。从近二十年约2.5万篇法学核心期刊文章的大数据机器学习分类结果看,我国的法学研究成果呈多重目标格局,其中近三成服务于执法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同时也有为立法者、执政者建言献策的成果。经检验,目标受众类型的选择与论文的传播能力以及获得基金支持的机会之间有显著相关性。这一决定成果影响力大小的机制迟早会被个体习得并不断强化,成为研究者选择目标受众类型的重要因素。该机制良性运转的关键是处理好学者和实践受众的关系,保持学术研究必要的自主性,警惕学术研究在追逐发表、经济支持时被有关主体“认知俘获”。     

论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并得到了高度的评价。为确保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优化显得尤其重要。首先,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其次,要完善评价主体结构;再次,要开发利用科学的评价技术与方法;最后,必须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规范地方政府绩效评价活动。     

大型公用建筑火灾时人员应急疏散评价模型研究

应急疏散措施的优劣是评价大型公用建筑安全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本文通过分析影响大型公用建筑应急疏散措施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参照相关法规及大型公用建筑应急疏散时各指标因素的层次,建立了大型公用建筑应急疏散评价模型。将该模型应用到某高校图书馆的应急疏散评价过程中,验证了模型的准确性,为建筑物火灾人员应急安全疏散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考依据。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鉴定若干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司法鉴定尚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有的也违背了司法鉴定的基本规律。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知识产权刑事诉讼,很多司法鉴定问题更宜转化为专家证人的形式加以解决。     

警察心理素质测评对于执法水平提高的作用

警察执法水平全面提高的制约因素很多 ,而决定因素在于警察的主体素质状况。其中 ,警察个体能力状况、个性心理健康状况是关键性的因素。它通过警察心理素质测评途径进行量化 ,不仅可以现实地评估警察高水平执法的心理素质标准 ,也可以具体地评析造成执法水平不高的主体心理原因 ,还可以理论地预测警察执法水平潜能的高低。这对于执法工作考核 ,强化公安队伍建设都是非常有益的。     

导致法医临床学鉴定结论偏差的原因

随着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和人民群众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法医活体检验方面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暴露出来,从而使法医临床学鉴定的科学性和公信度大打折扣,使法医鉴定工作陷入尴尬境地。     

科学发展观——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

公共政策评估标准是开展公共政策评估的前提。为了更有效、更科学地开展公共政策评估活动,应设立正确的首要标准。科学发展观标准应当成为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科学发展观标准是对以往我国公共政策评估标准的纠正和完善,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政策的本质要求,顺应公共政策的发展趋势。坚持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能有效提升我国公共政策质量,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     

Key longitudinal-experimental studies in criminology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of Joan McCord's work, this paper reviews longitudinal-experimental studies in criminology with community samples of at least 100 persons, follow-up periods of at least 5 years, personal interviews, and measures of offending. The main advantages of such studies are in investigating both the natural history of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 effects of risk/protective factors and life events) and the impact of interventions on offending. This paper also reviews advantages and problems of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urveys, randomized experiments, and longitudinal-experimental studies in criminology. Four key longitudinal-experimental studies were conducted by Joan McCord, Richard Tremblay, Lawrence Schweinhart and David Olds. Other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r are currently under way, but no criminological study has yet been published with several years of personal data on participants both before and after an intervention.Joan McCord Award Lecture given at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riminology, Toronto, Canada.